1947年以来，随着战局的变化，华东解放区日益缩小，解放军逐渐从富饶的苏中撤退到山东，这对官兵的情绪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军队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反攻，反攻，跑去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何意见，要回苏中。”
国民党军队占领苏皖交界部分地区后，主力集中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准备发动新一轮的北进攻势。战场的中心从华中转移到山东。
山东地处中国的心脏地带，胶东半岛深入渤海，沂蒙山脉横亘其间，地形复杂。
在历史上，姜太公能够在此建国创业，说明了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
蒋介石把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中的三个派到这里，与共产党军队竞争。
恰逢近期即将举行苏联、美国和英国外长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如果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获胜，蒋介石获取利益的筹码就会大大增加。
蒋介石亲自部署并制定了“鲁南战役”计划：
在陇海、胶济、津浦三条铁路线调动23个整编师的31万人，瞄准临沂和蒙阴，采取了南北共同攻击的部署。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在国军的攻势下，华野主力要么被迫与其决战，要么撤退到沂蒙山区，然后被国军消灭。
与此同时，四个整编师从河南和河南北部的战场转移到山东西南部集结，以防止华东野战军向西推进或晋冀鲁豫野战军向东增援。
这是一个三面围攻的作战计划，唯一开放的一面是广阔的东海。蒋介石认为陈毅、粟裕等人无路走，唯一出路就是投海。
为了打赢这场战斗，蒋介石亲自飞到徐州，在会上向下属解释作战方案；还让他以为无能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靠边站，由国民党陆军参谋长陈诚在前线督战。
陈诚下令：“党国的成败取决于鲁南会战，此战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就兵力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出动了七十二个团，人数达三十万人之多。
陈诚挺得意地说：“就算全是豆腐渣，也能把共产党人胀死！”
同时，他还刻意做了一个安排，即在南线的左路军中夹入一个整编11师，在中路军夹入一个整编74师师，在右路军中夹入一个整编25师。
这三支部队都是蒋介石自己的嫡系人马，装备一流，战斗力强。陈诚形象地称为“烂葡萄中夹硬核桃”，如果解放军来咬，就会被咬掉牙齿。
国民党军队上下对鲁南会战的前景充满了乐观，认为华野在他们一南一北的重拳下，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大量飞机对华野总部所在地临沂进行轰炸和扫射。
国民党军打内战时常用的P-51战斗轰炸机
国民党肆意进行心理战，广播电台每天反复播放国民党军队的捷报，还用飞机在解放区到处散发传单。
传单上写着：你不会逃得掉，只能回全部被消灭，如果你投降，带来一支步枪奖励两块大洋，每个人都将官升三级。
起初，部队还破口大骂，捡到传单就烧掉，但最后实在是太多了，就不管了，国民党爱洒就洒吧…
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三次挫败后，学聪明了。40万军队排成一个方圆40里的方阵，手拉手缓慢前进，平均每天行进速度不超过6公里。
而且越靠近华野总部临沂越挤在一起，像厚厚的人墙和古老的连环马，一步步把对手推向临沂城。
针对蒋介石的“鲁南之战”计划，陈毅和粟裕制定了保卫临沂和引诱南线敌人冒进的计划。
1947年1月26日，华野电告中央军委，准备集结60个团，在山东南部决战。第二天，中央军委回答说：“原则是多打弱者，孤立强者。”
1月31日，南线敌人开始行动，中央军委、毛泽东再次给华野发电报，表示关切：
“我军的策略似乎是纵深引诱敌人”，必须“完全掌握主动，不能在被动的情况下打仗”。
此时的毛泽东在思考着更大的问题。在2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向全党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定会到来”。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高潮尽快到来，就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消灭蒋介石的四五十个旅。这是一切的关键。”
解放军的将军们肩负着硬性指标。陈毅、粟裕等人还在对付马励武的坦克时，就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指示：
华东野战军应在两个月内集中五十个团的兵力，再歼灭蒋介石的十个旅。
目前，华野的这场战斗，对于二月份中央会议后能否有一个“开门红”效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前线决心将敌军引诱到山东南部，等待机会歼灭一路，并制定了三个引诱南线敌军的作战计划，其要点是选择孤军深入的敌人围歼。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华野前线下达了《作战预先号令》和《政治动员令》，全军迅速动员起来，做好积极参战的思想准备。
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做好了相应的动员和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就等着一声枪响即可大干一场。
但当敌人遇到我军的“诱饵”——一纵队一师时，并没有冒头，而是继续持重缓慢推进，华野期待的战斗机并没有出现。
这个计划没实现，陈毅和粟裕再生一计。他们命令充当诱饵的部队转移到中路打阻击，并适当放松两翼的防线，诱导两翼的敌人大胆前进。
但国民党军队依然不为所动，继续采取“集结兵力、稳扎稳打、携手并进、避免突出”的策略。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双方都尽力揣摩对手的意图。
在华野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他的部下沉不住气，过早与国民党军决战。他一再强调，作战前必须完全保持主动。
到2月4日，战机还没有到来。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华野首长们请求是否对山东南部的蒋军主动发起进攻：
“敌前进甚稳重，且有待五军（邱清泉指挥的国民党整编第五军，驻河南商丘）到达后再作第二步进攻。”
“如目前我军进行岀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但如五军到达，我军将受敌两面夹攻，形势颇为不利。”
“不管邱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
“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
毛泽东还在电报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你们切不可上当！”
华野当时苦于在南线找不到战机，而其背后的北线国民党军队于2月2日开始南下，利用华野八纵南至临沂之机，占领了莱芜，有进一步南下的意图。
两个巨大的钢钳，从南北两面向华野进攻。受到两面夹击的华野局势严峻。
在这个极其敏感的时刻，解放区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国民党重兵压境，双方实力也相差悬殊，有些人动摇了。
此前曾起义的华野领导下的伪军郝鹏举部于1月26日叛逃。
郝鹏举，地道的乱世墙头草，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下，抗日战争期间在胡宗南麾下任某部副司令。1941年，他见势不妙，又向日军投降。
日本投降后，郝鹏举成为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然而，他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改编后，他被派往华东前线充当炮灰。
本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现在却要充当和解放军打仗的马前卒，这使得郝鹏举非常不满意。
1946年1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压力下，面临打击的郝鹏举被迫带领两万多人起义，并向全国发送反内战电文，将部队更名为“华中民主联军”。
郝鹏举
共产党对他照顾有加，期望他为国民党军队和伪军脱离内战，弃暗投明树立榜样。
然而，骨子里想当墙头草的郝鹏举，对华野的命令阳奉阴违。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他觉得机会又来了。一方面，他给我党发了一份电报，发誓“头可以碎，血可以流；此心如冰洁，此志如玉坚。”。
另一方面又暗中加强与国民党的勾结，寻找叛变的机会。
蒋介石在制定了“鲁南战役”计划后，郝鹏举又受到了“第四十二军总司令”和所谓“鲁南绥靖区司令”头衔的诱惑。
郝鹏举也看到了蒋介石军队来势不小，又想再次投靠。1947年1月26日，他背信弃义，绑架了我党派驻的代表朱克靖，宣布“归顺国军”，再次投靠蒋介石。
此时，距离他前一年宣布起义的1月26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多，正好是整整一周年。
欣喜若狂的蒋介石和陈诚在利用完郝鹏举的宣传效果后，拒绝了他要求把部队开到后方休整的请求，而且也没有发放装备和军饷。
更使郝鹏举难堪的是，蒋介石还发来电报，把他继续推回内战前线，部署在攻打临沂的南线集群。
可以看出，蒋介石、陈诚等人是不会信任汉奸和叛徒的。
以前在解放区过得很好，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的郝鹏举，不得不带领他的部队调转枪口，加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区杀害士兵和平民。
国民党《中央日报》2月4日报道：“自赣榆指向临沂之国军郝鹏举部，亦已渡过沂水，自白塔埠出动侧击。据军事观察家语记者：临沂之收复，当系三五日内事。”
计划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华野决策者们必须迅速行动。2月6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重新起草的作战计划，决定如果南线仍然没有战机，主力将转向北线。
为了引诱对手再次进攻，华野当天对叛徒郝鹏举部发动了进攻。一天后，6000多叛军全军覆没，还抓获了当了12天国军，此时却一再求饶的郝鹏举。
三天前，还在饶有兴趣地报道郝鹏举率领部队横渡沂水侧击解放军的《中央日报》记者，并没有报道这一消息，而是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鲁南绥靖区司令、第42军总司令郝鹏举将军8日在白塔埠附近被共产党劫持。
郝鹏举被抓后要求见华野司令员陈毅，陈毅同意了。面对郝鹏举推卸一切叛乱责任的诡辩，陈毅逐字逐句地对他说：
“我在这里明确告诉你，你拖走部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你杀了我派来的联络人员，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没想到你这种人会这么丧尽天良！”
一生热爱诗歌的陈毅，仍然没有忘记为叛徒写一首诗：
“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后来，郝在押送过程中试图逃跑，当场被打死。
郝鹏举部被歼灭了，但战局没有任何改变。华野原打算通过此战调动国军来援，可南线国军依旧持重缓行。
作为对歼灭郝鹏举部的回应，中央军委2月9日发电报给华野，称就战略而言，“你们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会让敌方更谨慎推进”。
事情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华野在解决了郝鹏举部后，南线的敌人行军速度更加慢了。
右路之敌不仅没有前进，而且还将部分人马郓城撤向桃林及其东南地区，使得寻找战机更加困难。
2月6日，《中央日报》的新闻是“鲁南共军形势危殆，王耀武部力克莱芜”。
文章乐观地写道：“鲁南共军已被三面包围，一待鲁南北上国军。赣榆西北移向国军及王耀武部胜利会师后，整个鲁南形势即可澄清。”
记者写这篇战地新闻的时候，当然没想到王耀武的敌人粟裕，在地图上盯着自己这边后面的北线李仙洲集团。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一期学生，曾参加北伐。进入济南时恰逢日军在那里发动“济南大屠杀”，杀害中国同胞，李仙洲曾为主动请缨杀敌。
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第21师在河北山西作战，在受了重伤后，仍然鼓励下属与日军肉搏，受到了蒋介石的表扬，晋升为第92集团军司令。
国共内战爆发后，李仙洲被任命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他服从比他年轻得多的王耀武，在司令部里甘愿当个橡皮图章。
在这场南北两面夹击的新鲁南会战中，王耀武派李仙洲率领包括第12、73、46军在内的近10万人离开济南，向莱芜进发。
不知道是王耀武无心之失，还是国民党统帅部另有所图。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的部署，恰好形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让一直苦于在南线寻找战机的华野将领们眼前一亮。
同时，在这3个军中，第73军是蒋介石嫡系人马，第12军原为东北军，第46军原为桂军军。军队中的派系矛盾，一直让陈毅和粟裕觉得有打歼灭战的机会。
经过反复研究，华野首长们决定进行战略转变，放弃临沂，将主力转向北面，包围莱芜地区的李仙洲集团。
20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变拍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战争片《南征北战》。
2月11日，沂蒙山区的夜晚风雪交加。驻扎在临沂的解放军官兵们在挖了一天工事后刚刚睡着，又接到紧急命令——立即集合。
当华野官兵听说要采取行动时，他们都以为很快就要打仗了了。因为这段时间，部队一直在战斗，一直在动员，但是没有任何作战任务下来。
然而，当队伍开始行动时，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因为部队正在向北移动。
敌人明明在南方，为什么现在要北上？很多人都很迷茫。当他们了解到整个南线的解放军几乎都在向北撤退时，他们心中的疑虑就更大了。
尤其是那些刚从北线转到临沂，准备与南线敌人作战的士兵不理解。
在山里来回行进让人精疲力尽，有人抱怨，有人自嘲：“我们已经变成了压路机”，有人说“管走不管打。”
没有公开作战意图，这是因为时间紧迫，在行军前进行任何动员都为时已晚，也是为了“不泄露军情”，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跑步向北的路上，各部只能利用休息的间隙，反复宣传上级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运动战思想，消除干部和战士因放弃临沂而产生的不满。
不过，解放军战士们是好样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总部意图，全军20万人马还是坚决贯彻了向北急进的命令。
部队不停地向北飞奔。每天行军，部队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
当时，制空权掌握在对手手中。为了避免侦察和空袭，部队总是在黄昏时分出发，在拂晓扎营。士兵们生动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在“天亮村”扎营。
除了高级指挥官，没有人知道白天睡觉，晚上像夜猫子一样行军的目的地。
每天晚上，士兵们冒着严寒，踩着冰雪，在黑暗中不停地向北爬山。
莱芜距离临沂近400里，远距离进攻的运动战是华野最擅长的战术。但由于临时改变计划，仍然有很多困难，甚至有毁掉全军命运的危险。
此前打南线，大批军队南下，数百万公斤粮草送到临沂。作战计划改变后，部队又大踏步向北进发。
不像今天开车旅行。部队当时行军路线都是山区，路很难走。带上武器装备更难走了。
更重要的是，粮草之前已经运到了南线。当部队突然转身时，部队最需要的食物反而留下了。
看着粮食供应线越来越落在后面，后期部门越来越担心。当时，粮食不按时供应吗，干部战士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有时候一天粒米未进。
而沿线的群众拿出自己的一切来支援部队。村子里烟雾弥漫，每个家庭的煎饼都很香，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勒紧裤带，把野菜塞进饥饿孩子的嘴里。
当共产党军队来的时候，有煎饼的人给他们煎饼，有家的人给他们住。那时候老百姓都是这样，也没有好饭吃。
新华社当时碰巧采访了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说出了公众的声音：
“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八路军啊！国民党来了，几乎天天不是骂就是抢。粮食根本留不住！他们和八路军不一样。八路军一来，我们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他们。
为了使部队快速前进，农民工从大路让路到小路，从小路让路到野外。装载着谷物、草和材料的马车、手推车和独轮车，带着滚动的轮子，顽强地行进着。
就像数万华野大军的长队，挽着沂蒙人的臂膀，在夜色下走过群山。
很少有人知道，有一支由多达48辆美制十轮卡车组成的国民党运输队，为其对手共产党的军队运送战争物资。
美制“吉姆西”汽车，俗称十轮大卡
这无异于帮助你的对手。而这个奇怪的现象出现在莱芜战争期间。
这件事不能不提到一个神秘人物——张沈川。他是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一名老兵，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他于1926年11月入党。之后，他加入了中共中央特别支部，创办了中共第一家地下电台，编写了中共第一个通信密码。
莱芜战争期间，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烟台办事处副主任”，简称“行总烟台办事处副主任”。
作为国民党官员，他直接受周恩来调遣。
“行总烟台办事处”是负责分发联合国救灾物资的单位，虽然当时烟台掌握在我军手里，但分发救灾物资的权力却掌握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手中。
张沈川
可幽默的是，由于主任王师亮不愿意去解放区上班，借口养病常年滞留于上海，“行总烟台办事处”的实权完全掌握在中共地下党手中。
当时，华野的主力部队在山东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大批部队急需粮草和弹药，军事运输极其紧张。
莱芜战役计划确定后，山东省前线支援委员会在华北局的领导下部署了的前线支援工作。数十万民兵和群众参与向前线运送食品、弹药等军用物资，组成庞大的担架队抢救伤员。
解放区的军民进入了战争状态。华野胶东军区派人去问张沈川等人是否能找到借运输卡车的方法。
当时张沈川幽默地说：“国民党出动大量卡车将救灾物资运走，用来进攻解放区，解放区为什么不能借几辆呢？”
话虽如此，他还是冒了风险，一旦秘密被揭露，必然会导致死亡。
经过秘密讨论，决定将烟台办事处中56辆卡车中的48辆借给华野使用。为了掩人耳目，留下了8辆车来维持日常交通。该计划将很快在内部布置了下去。
第二天深夜，由共产党员张扬率领的48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开到烟台郊区的车门镇，交给“解总烟台办事处”副主任王云久（后青岛市市长）和胶东军区人员。
从这一刻起，张沈川和他的同事们的心也悬了起来。如果车辆一天不回来，危险可能随时会来。
他们知道如果事情暴露意味着什么。他们用剩下的八辆卡车来回运送救援物资，制造繁忙运输的假象，以避免暴露他们的踪迹。
五天后，所有车辆都返回了。行总烟台办公室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48辆十轮车无疑是华野部队的“及时雨”，解决了急需的粮食运输问题。
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任何一个小漏洞都可能引起永远的遗憾。因此敌我双方都在尽最大努力弄清楚对手的意图，以便掌握获胜的密码。
冲锋陷阵考验军人的勇气，临阵应变则考验的是军人的智慧。
对于指挥大批军队的将军来说，后者更重要。
把部队调到莱芜方向，在双方重兵对峙的战场上，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南线的国民党军队一旦看穿华野主力转变主攻方向的举动，发动猛烈的攻势，转移行军中的部队就很难组织起坚固的防御，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实现计划中的钳制南线敌军和歼灭北线敌军的双重目的，必须安排“疑兵”，保证关键时刻可以“金蝉脱壳”，迷惑国军。
在《孙子兵法》中，中国人一直主张“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因此，自古以来，在战场上就有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兵者，智者为上。”
20世纪40年代，华野在中国山东就上演了一场“空城计”。
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粟裕实施了一个个战略欺骗动作，让国民党误以为华野要与国民党军队在临沂决一死战。
为了让决战看起来更真实，负责南线掩护指挥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二、三纵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伪装成华野主力，在临沂地区公开挖掘防御工事。
一些民兵还装扮成解放军，到处盖房子，收集粮草，制造声势。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间谍，他们不抓不打，让他们随意窥探虚假的军事情报。
这些虚假的军事信息使陈诚错误地认为，如果华野在决战中失败，他必然会过运河向西逃亡，从而增强了他对决战的信心。
进攻临沂的先头部队是整74师和李天霞的整83师。
他们使用了大量的飞机和坦克，对临沂小城和周围的华野阵地进行了几天的轰炸。
但这一次，华野作为阻击手留下的部队都是“疑兵”，少量部队在正面防御，大部分用于两翼机动。
两三个人守着一个小山阵地，四五个人竖起了几十面红旗，像跑龙套一样不断吸引着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夜间攻击也成为守军的拿手好戏。
集中一个枪榴弹连，把手榴弹放在枪口上，每个人晚上潜入敌方阵地打三发，然后离开，搞得敌人整夜都在喊打喊杀，不得安宁。
与此同时，山东南部沿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力量和民兵在敌人所到之处破坏道路和埋设地雷，给敌人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解放战争时期的枪榴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m7榴弹发射枪
攻防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过招，一时间打成僵持。
临沂是当时山东省的省会，也是当时最大的解放区之一。华野主力死守临沂是蒋介石所期望的，他无法相信解放军会丢掉临沂而去所。
因此，当华野的主力已经开始北上时，蒋介石仍然将主力集中在临沂。
一方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华野，在南线对欧震集团军的八个整编师进行了坚决的阻击。
另一方面，也让北线的李仙洲集团无忧无虑地继续独自深入。
更重要的是，它为华野秘密转向北方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2月15日，北上的华野主力逼近集结地，形成对李仙洲群的围攻。
南线指挥所第一步的掩护动作按计划完成，奉命撤出临沂。2月15日中午11点，张灵甫和李天霞“攻入”临沂，拿下了一座空城。
尽管临沂是有意放弃，但誓死保卫山东解放区首府的动员口号对普通士兵和人民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古今中外历史战争中，占领首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军事的失败和士气的丧失。
如何尽快实现人们思想的转变，成为当时华野政治部的当务之急。
1947年2月17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说：“蒋介石赢得了这座空城，对山东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没有影响。”
他还说：“蒋介石暂时入侵临沂，不但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必然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不利，在不久的将来，他仍然会夹着尾巴滚出临沂和鲁南。”
但是，蒋介石及其下属却不这么认为。15日，徐州向南京报告：
“……国军消灭苏北共军后，陈毅的老巢——鲁南根据地临沂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今天上午，国军稳扎稳打，终于收复了临沂。”
临沂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大力量新四军的基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华东局、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的所在地。临沂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仅次于延安。
激动的陈诚将这次胜利命名为“临沂大捷”。他在公布的形势分析中说，
“共产党军队的残余通过三种方式逃到了沂蒙山区。据估计，损失已达到七个纵队、十六个旅，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当蒋介石读到如此精彩的战报时，也不禁欢欣鼓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听到消息后，立即在南京发起宣传攻势，称之为“攻占临沂是国军在鲁南决战中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胜利”。
陈诚满脸笑容。面对媒体，他断言：“陈毅残匪无法与国军作战，想加入刘邓。国军在追击，山东大局数日即可见分晓。”当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上上下下兴奋不已。
另一方面，毛泽东为他的下属“败走沂蒙”而鼓掌。1947年2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给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发来电报，指出：
“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
他充分肯定了华野放弃临沂的举动。因为这一举动的结果正是中央军委和华野前委所预料的。
正在北上的陈毅和粟裕一直在密切关注这次旅行的猎物李仙洲集团。
作为“南北攻势”战略中的北方铁拳，李仙洲自率领十二、四十六、七十三军十万人马出济南以来，一直在山间狭窄的道路上缓缓前行。
在庞大的行军队列中，第十二军保护数百辆卡车在集团与济南之间来回穿梭，使前面的两个军每天所需的200多吨物资及时供应。
南线的张灵甫和李天霞夺取临沂，北面的李仙洲也攻入了莱芜。
野心勃勃的陈诚迫不及待地想让南北两只铁拳同时出击，一举杀死对手。
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敦促南线兵团跟踪追击，继续北上，北线的李仙洲配合南线兵团从北压迫，尽快消灭沂蒙山区的共产党人，从而实现了他在山东决战的宏伟计划。
此时，华野的主力正潜入莱芜地区。沂蒙山区的山似乎一望无际。越过一座高山，它是一座更高的山。
有时，当遇到陡峭的山峰时，士兵们不得不拆开大炮等重型武器，一个接一个地背在背上，手拉手爬上去。
上山更难，下山更难。当扛重物下山时，士兵们不得不把重物抱在怀里，用手和脚一点一点地滑下山。
华野部队准时到达战斗集结地后，司令部在北上的路上已经查到了对方的驻地：
国民党第46军驻扎在新泰；李仙洲司令部、第73军及其第15师位于燕庄；第193师位于和庄；
第77师位于张店；第十二军主力位于莱城吐丝口镇，新三十六师位于蒙阴寨。
根据华野首长的分析，北上的华野主力有七个纵队，很难同时对敌三个军开战，因为这样做在兵力上不占绝对优势。
因此，陈毅、粟裕决定先歼灭莱芜地区的李仙洲司令部和第73、第12军主力，再歼灭新泰的第46军。
这样的部署产生了一个难题。怎样才能让华野集中兵力，对3个军各个击破？
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们正在仔细计算如何破解华野的每一招。
华野抵达蒙阴后的第二天，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冯接到命令，赶到临时设在蒙阴县叶店附近王庄村的华野指挥所接受任务。
他一到那里，就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任务的核心是要求他在大军转移后立即率领三个团阻击对方第四十六军，并且必须阻击至少五天，为华野主力单独包围第七十三军创造条件。
三个团的地方部队挡住了一支拥有两万多人的精锐部队，大家都知道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
对手也不是傻子，封振武接到任务后心里只打鼓：到底行不行？
原来，正在苦苦思索如何欺骗敌人的陈毅和粟裕，都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名兵孙膑。
在那些日子里，孙膑用一个诡计引诱庞涓的军队进入山谷中预先选定的伏击位置。他命令下属减少每天在野外的饭灶数量，这让后面追赶的庞涓产生了错觉。
庞涓认为孙膑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士兵们要么大量死亡，要么逃跑。他们更加努力地钻入包围圈的口袋里，最后马陵路成了埋葬庞涓的地方。
两千多年后，在这片孙膑与庞涓交战的土地上，陈毅对封振武说：“你这次不如增加饭灶，让敌人无法了解我军的实际兵力。”
陈毅还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划指点封振武：“诸葛亮身边只有两个老兵和两个琴童，还让率领大军的司马懿顾虑重重。你现在有三个团，还对付不了敌人吗？”
他特别强调，华野的大军能否如期调整整个战场的部署，取决于阻击战能否奏效。
得到陈老总的指点后，封振武当即有一个计划。
当时，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进入莱芜颜庄。封振武先是用机动战术对付对手，像模像样地拉开架势打阻击，但是打了就跑，反反复复。
这个时候，有一种孩子们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玩捉迷藏的味道。当部队每天晚上在村里扎营时，封振武通知团里多搞些草铺。
第二天，当部队转移时，草铺完好无损地留在那里，以至于随后的第46军无法计算出解放军有多少部队。
孙膑的“减灶”计划，在这里已经成为封振武采取的“增草铺”。对手前进很慢，因为他搞不清楚阻击部队的实际情况。
规定的一周过去后，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赢得了主力调整部署的时间，以无一人牺牲的代价，使主力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包围。
2月15日16时，粟裕下达作战准备令：
以叶飞率领的第一、六纵队为左翼，攻打莱芜吐丝口镇；
以陶勇统一指挥的四、七纵队为中路，进攻燕庄、蒙阴寨地区；
以许世友、王建安指挥的八、九纵队为右翼，歼灭和庄第193师，并拦截可能从博山出动的敌人；
命令第十纵队夺取金阳关，彻底切断李仙洲回济南的退路，同时阻断明水敌军向南增援。
为了加强北线的实力，第二纵队从南线调来参战，挡住第46军北援。鲁中军区的部队由第二纵队韦国清指挥。
战斗定于18日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粟裕的命令不是作战命令，而是作战预先号令。换句话说，粟裕的战斗的决心还没有到最后阶段，还在犹豫。
也就是说，弓已经拉开，粟裕还在做最后的观察，选在何时何地射击。
粟裕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他试图搞清楚他的对手王耀武——国民党军队中一位智勇双全、颇有头脑的将军。
陈诚吹“临沂大捷”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对此不以为然，那就是当时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长沙接受日本投降的王耀武，刚刚体会到胜利者的自豪感，很快就被蒋介石推到了内战的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淮阴建立了第一绥靖区后，又在济南建立了第二绥靖区。其规模和管辖范围远远超过前者。
第二绥靖区主要任务是遏制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全境的活动，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
王耀武刚到山东时，在经济上接的是“劫收”后的烂摊子，市面上物价飞涨、工厂出现倒闭潮。
在军事上，是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互不合作的混乱状态；
在政治上，这是CC系、复兴社和改组派残余势力明争暗斗。
王耀武尽力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信誉和声望，以及他良好沟通的能力，使他得到了许多派系的支持。
他不仅整合了山东党政军的权力，而且将原本不在第二绥靖区指挥范围内的其他驻鲁部队完全置于自己麾下。
在蒋介石制定的“鲁南战役”中，王耀武奉命在二绥区抽调三个军，组成北线辅助突击集群，从明水和博山向莱芜和新泰推进，以达到从北向南进攻解放军的效果。
此时，有着多年军事经验的王耀武并不相信陈诚说的华野主力已经崩溃的好消息。他认为对手只是转移了作战目标，他很想知道共产党真正的目标是谁。
但是他的上司不允许他仔细分析和思考，因为华野设下的陷阱奏效了。
虽然华野在临沂假装失利，但实际上主力向北移动，陈毅和粟裕也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疑兵计划。
即地方武装伪装成正规军，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兖州以西的运河上架设浮桥，诱使对方相信华野有向西会合刘邓的意图。
与此同时，陈毅和粟裕还派出另一支队伍公开沿黄河两岸收集船只，并声称要过河加入刘邓的军队。
在徐州的陈诚得知情报后深信不疑。他立即打电报给济南主帅王耀武：“敌人受到重创，向北逃去，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须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认为华野没有实力与国民党主力作战，打算趁机把华野吸引到新泰、莱芜地区消灭。
他给王耀武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合我们的希望”，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王耀武被命令“切勿失此良机”。然而，蒋介石的兴奋并没有感染王耀武。
根据情报和在鲁南战役后获释的前整编二十六师军官的陈述，华野兵强马壮，士气野很高，所以他判断陈诚的部署有误，并不可取。
而且王耀武手下兵力不多，肩负的各地驻军任务足以困扰他。
还有一个原因。王耀武从熟悉山东地形的人那里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几千年来，凡是从济南出兵到鲁南，有三条路可走：
一个是从南边的穆棱关进至沂蒙，二个是沿着泰山到兖州，三个是取道吐丝口出泰山到莱芜。
前两条路居高临下，有战略位置，胜算更大。最后一条路的两侧要么是山谷，要么是丘陵。军队通过时很容易被敌人打伏击。
这时，蒋介石和陈诚指示的，正是第三条路。
王耀武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屡次打电话向上级提建议，但是兴高采烈的蒋介石和陈诚却不为所动。
陈诚见王耀武不肯服从，以为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便打电话告诫：“鲁南会战关系到国共两党的生死存亡，如果鲁南失败，山东亦不可独存。”
他严令王耀武“派一个军到莱芜，派一个军到新泰，引诱敌人进攻，不要让敌人继续向北逃窜”。
王耀武接到电报后，认为蒋介石和陈诚的期望与事实不符，不同意撤军。但是蒋介石和陈诚是坚定的。
陈诚在电令中竟毫不客气地批评王耀武:“对全国情况有所不知，速即遵照前令执行，毋庸再渎……”
蒋介石也唯恐王耀武不按指示投入兵力，2月13日他又以亲笔信催促王耀武赶快动手，信中透着此时这位国民党统帅兴奋的心情：
“望弟在胶济路北，黄河以南，布以兵力，务求歼之于黄河南岸，勿使逃窜，事关重大，机不可失……”
军令难违，王耀武只好调兵遣将组织前线指挥所，令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为指挥官，率领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十二军分别向新泰、莱芜进军。
部队是出动了，有心的王耀武也同时向四处伸出了敏感的触角，随时感应战场上的细微变化。
就在粟裕下达作战预备令的2月15日，王耀武在沂蒙山区发现有解放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同时又闻讯南线的欧震集团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临沂城。
军事经验丰富的他准确地判断出华野主力是主动放弃临沂，有转兵北上的可能。
种种迹象表明，共军的矛头这次是对着他来的。王耀武急忙调整部署，也来了个“敌进我退”，不管华野此招目的是什么，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甚至等不到天亮，于2月16日凌晨4时下令全线撤退。
华野眼看就要空忙活一场，因为眼前那只马上就要煮熟的鸭子扑起翅膀——飞了。
当天中午，还未全部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华野各部听说李仙洲撤退的消息后，都感到非常不安，有人建议提前发起攻击，能捞多少算多少。
在华野指挥所里，将领们面对突变的敌情进行了紧张的讨论。
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认为李仙洲集团只是稍向后撤，整个部署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能打草惊蛇，贪小失大，仍应按原定方案迅速向指定位置集结。
最后决定仍坚持按15日制定的作战方案执行，并将战斗时间推迟一天到19日晚发起。
此时的华野将领寄希望于，对手能被他们布下的临沂“失利”、运河架桥、欲与刘邓大军会合等的疑兵连环计所迷惑。
果然，就在陈毅、粟裕等人正在紧张部署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依然陶醉在“胜利大捷”中的陈诚闻知李仙洲不战而退，一时间大为光火。
他责问王耀武：“为何不得命令，擅自后撤？”他命令王耀武要确保莱芜、新泰阵地，堵住胶济路一线，“不让共军逃过黄河”，并说共军是“已围之师，不足为虑”。
在上级的威慑之下，万般无奈的王耀武只得遵照执行，再令李仙洲率部向莱芜推进。
不过他对命令打了折扣，只命令四十六军重占新泰，七十三军的一九三师接防颜庄，其余原地未动。
国民党的北线辅助集团刚刚开始的全线撤退行动停止了。
此时的李仙洲对让部队进而复退、退而又进的做法一堆牢骚。而属下官兵也不明就里，原来认为还没和对手照面就撤退，太有损“国军”的面子和士气。
现在他们放话出来：“除非新四军不来，如果敢来，非叫他们吃苦头不可。”
而对华野来说，这真是一场意外之喜，已经飞走的鸭子又自己飞回到即将沸腾的开水锅里。
蒋介石和陈诚都寄希望于王耀武的部下们“诱敌来攻”，其实根本用不着，他们四处寻找要与其决战的华野已经找上门来了。
看到对手反反复复的举动，华野将领们知道自己的作战意图并没有被对手识破。
18日，华野前委终于下达作战命令，一张巨大的战争之网已经抛向李仙洲集团的头顶上。
